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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作品類型及獨創性判定

——王曉泉等訴樂清市王十朋紀念館、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侵害作品署名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作品復制權、作品發行權糾紛案

日期:2019-05-27 來源:知產力 作者:鄭曄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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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一、確定作品類型雖然有助于確定侵害著作權案件的審理方向和比對重點,但并非著作權人主張權利的前提條件,與確定著作權人請求權類型屬于不同的法律概念。

 

二、評判古籍整理作品的獨創性標準不能僅從作品中的基本構成元素是否處于公共領域或具有復原古籍的意圖進行抽象討論,如果古籍整理的整體成果與古籍本身之間存在顯著改變,即使作者力求忠實歷史原貌,也不能就此徑直否認作品整體成果的獨創性,而應從古籍點校、整理后的成果是否體現了作者的特有選擇與安排,達到獨創性標準等方面進行評述。獨創性程度越高,其受著作權保護的力度越大,反之則越小。

 

案  情

 

《王十朋梅溪集》成書于南宋乾道七年之前;紹熙三年,由王十朋之子聞詩、聞禮,合前后集并奏議五十四卷,朱熹代劉共父序,是為宋紹熙本;又有劉謙、何橫據宋紹熙本校核,名《梅溪王先生文集》,五十四卷,是為明正統本,包括序、廷試策奏議五卷、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附錄、跋等;而至清雍正六年,又有重編本,名《宋王忠文公文集》,按詩文體例分五十卷,又年譜一卷,目錄四卷,后稱清雍正本。

 

《王十朋全集》由古籍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注明:[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印數為5500本。

 

《王十朋全集(修訂本)》由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版,注明:[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紀念館修訂,印數為5600本。

 

古籍出版社確認其用于銷售的《王十朋全集(修訂本)》為600冊,除在其官方網站、新華書店銷售外,還在當當網站、亞馬遜網站上進行銷售。

 

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訴稱: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系《王十朋全集》的主編、副主編,系匯編人,依法享有著作權。《王十朋全集(修訂本)》的全書內容在全部復制三原告匯編的《王十朋全集》基礎上,侵犯了著作權人的復制權、署名權、獲得報酬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故訴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立即停止贈送、銷售《王十朋全集(修訂本)》等侵權行為,并銷毀《王十朋全集(修訂本)》余書;在《樂清日報》《溫州日報》上刊登聲明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經濟損失10萬元。

 

二審另查明,2017年9月22日,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在一審第二次庭審中主張《王十朋全集》除構成匯編作品外,還構成演繹作品。2017年12月15日,一審法院要求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明確以演繹作品或是匯編作品作為請求權基礎,若逾期,則直接以匯編作品作為主張權利的基礎進行判決。2017年12月18日,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確定按匯編作品作為主張權利的基礎。

 

審  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主張《王十朋全集》為匯編作品,但《王十朋全集》在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上不具有獨創性,不構成新的匯編作品。如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主張《王十朋全集》系演繹作品及《王十朋全集》中部分內容享有單獨的著作權,可另行主張。綜上,判決駁回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訴訟請求

 

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依法發回重審或改判。理由如下:1.《王十朋全集》的編撰耗費大量人力和時間,具有極大的文學、歷史價值和獨創性,應受著作權法保護。2. 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系主張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侵害了其就《王十朋全集》享有的著作權,至于涉案作品屬于匯編作品、演繹作品或者同時屬于多種作品類型,不影響權利認定。3.一審法院未盡法律釋明責任,亦未對點校行為進行評判,徑行要求上訴人就同一侵權行為另案起訴的行為違反法定程序,增加了著作權人的訴訟成本,應予糾正。二審期間,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將賠償經濟損失的訴請變更為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賠償合理開支2萬元。

 

法院生效判決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1.《王十朋全集》是否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性,從而應受著作權法的保護;2.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等人是否有權提起本案訴訟;3.《王十朋全集(修訂本)》是否構成對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等人著作權的侵害;4.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一、《王十朋全集》是否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性,從而應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二審法院認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性是指作品系作者獨立完成,且表達形式體現了作者特有的選擇和安排。《王十朋全集》中王十朋所著作品均已進入公有文化遺產的范圍,可以被公眾自由使用,故僅對王十朋作品的整理、點校并不必然達到最低程度創造性水平而受著作權法的保護,但需要強調的是,評判古籍點校、整理的獨創性標準不能僅從作品中的基本構成元素是否處于公共領域和具有復原古籍的意圖進行抽象討論,如果古籍點校、整理的整體成果與古籍本身之間存在顯著改變,即使作者力求忠實歷史原貌,也不能就此徑直否認作品整體成果的獨創性,而應從古籍點校、整理后的成果是否體現了作者的特有選擇與安排,達到獨創性標準等方面進行評述。基于上述認識,二審法院認為《王十朋全集》整體上已具備獨創性,應受著作權法的保護,理由如下:

 

從體例編排上看,重刊委員會“經慎重研究,欲蓄兩家之長”,在承襲明正統本大部分原有目錄編排順序的基礎上,按照全集前部增加了王十朋畫像等多幅圖片、攝影作品、前言、重刊說明,后部增加了輯佚部分、宋史王十朋列傳、舊集序跋四庫提要(原有5篇加新增8篇)、附錄三年譜、附錄四有關古蹟記載及軼事傳聞(古蹟記載30篇、軼事傳聞11篇)、附錄五其他(11篇)、附錄六王十朋生平紀略、后記和鳴謝詞,原附錄即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編調整為附錄二的順序對全書進行了體例編排,上述的體例編排并非簡單的按照作品時間和古籍原排版順序進行編排,而是凝聚了作者對《王十朋全集》內容的整體判斷和選擇,使得原有章節和新增章節編排形成有機整體,與明正統本與清雍正本的編排體例相比有了顯著變化,形成了獨特的表達方式。

 

從點校成果來看,正如重刊說明所述,“校勘以是非為主”,“凡底本有誤,改正有據,則改正底本”,“疑底本有誤而證據不足或是非難分,則不改底本,只注存異”,應認為《王十朋全集》的點校與作者對王十朋的長期研究密切相關,需要點校人在選擇善本以及佚詩佚文的輯集的基礎上,運用專業知識,依據文字規則、標點規范、對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對古籍進行添加注釋、不同版本異同的酌校、改正錯字、填補遺字并擬定校勘記,點校成果會因受到點校人知識水平、文學功底、價值觀及客觀條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而有所不同,體現了點校人獨創性思維表達,與在極為有限表達方式下復原古籍原意的古籍點校行為存在本質區別。

 

從《王十朋全集》成書后的整體內容來看,此次《王十朋全集》的重刊不是對原有古籍的簡單復制。事實上,王十朋的作品成集凝結了不同歷史時期幾代人的努力,歷經數百年的不同版本,甚至最早的宋本《王十朋梅溪集》早已無存。《王十朋全集》的重刊既包含了重刊說明、王十朋生平紀略、后記和鳴謝詞等原創性內容,也包含了“舊版王十朋集之外的佚詩、佚文的輯集”、附錄“歷代史乘,名家對王十朋所作評述及贊美詩文,與王十朋有關的人物傳記、王十朋家鄉的有關古跡記載和軼事傳聞等”。全書經過重刊委員會的編排、點校,使得不同內容之間相互呼應,傳承有序,成為統一的整體。上述工作要求作者具有較高的文史知識,了解王十朋相關作品的歷史背景和有關歷史事件的淵源,并具備豐富的古籍整理和考據經驗,應當認定《王十朋全集》作者付出的并非簡單的技巧性勞動,而是凝聚了創造性勞動的判斷和選擇。

 

綜上,《王十朋全集》具有獨創性,應認定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二、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等人是否有權提起本案訴訟(節略)

 

三、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復制、發行《王十朋全集(修訂本)》的行為是否侵害了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等人就《王十朋全集》享有的著作權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系侵害作品署名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作品復制權、作品發行權糾紛,應以認定《王十朋全集》是否屬于作品作為案件審理的基礎。確定作品類型雖然有助于確定案件審理方向和比對重點,但并非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主張權利的前提條件,與確定著作權人請求權類型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一審法院以確定作品類型作為審理的前提和權利基礎,在王曉泉等人按照法院釋明確定作品類型后駁回其訴請明顯不當,應予糾正。

 

本案中,《王十朋全集》既包含了對原有作品、佚詩佚文的選擇、增減和編排,也包含了在考據和校勘基礎上進行的酌校異同、添加注釋和標點分隔,還包含重刊說明等原創作品,故從整體上看,將《王十朋全集》簡單歸類于匯編作品或演繹作品并不恰當,但不可否認《王十朋全集》屬于具有獨創性、能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二審法院根據案件事實認定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未經許可,復制、發行與涉案作品內容基本一致的《王十朋全集(修訂本)》,已構成對《王十朋全集》署名權、復制權、發行權的侵害,應共同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綜上,二審法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王十朋紀念館和古籍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銷售(包括贈送)《王十朋全集(修訂本)》,連帶賠償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維權合理開支2萬元,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并駁回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的其他訴訟請求。

 

評  析

 

本案系涉及古籍整理的著作權侵權典型案件。訴爭雙方乃至一、二審法院對于古籍整理的獨創性判斷以及確定作品類型是否應作為著作權人主張權利的前提條件都存在較大爭議。二審判決采用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體現了作者的特有選擇與安排,達到獨創性標準的古籍整理(包括點校)成果予以著作權意義上的保護,并廓清了作品類型與請求權類型的區別。因判決理由部分已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筆者僅對需要強調的幾個問題進行評析:

 

一、權利人起訴時能否確定作品具體類型并非主張權利的前提條件

 

本案中,一審法院要求王曉泉、王紀芳、王翔鵬明確以演繹作品或是匯編作品作為請求權基礎,若逾期,則直接以匯編作品作為主張權利的基礎進行判決。有觀點認為,匯編作品(包括演繹作品)通常被稱為“非獨立作品”,其定義規則直接見于“著作權歸屬”一節,同時規定了匯編作品的定義以及與“原作品”之間的權屬關系,獨創性表達與“一般作品”不同,是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之外的獨立作品類型,具有兜底作用。[1]一審法院有必要進行釋明,以此作為法院審理和案件訴辯的基礎。該觀點在邏輯上預設了一個結論,即確定作品類型是著作權人主張權利的前提條件。誠然,由于我國著作權法對作品類型的規定比較全面,司法實踐中很少出現因為作品歸類產生爭議,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要求著作權人明確作品類型,并以此確定該類作品的比對方式和保護范圍。但各國著作權立法乃至《伯爾尼公約》都表明了列舉的作品屬于典型作品而非限定列舉。當某種表達不屬于常見的作品類型時,可將其作為作品性存疑的考量因素,只要符合作品要件,且法律未明確排除時,應當予以保護,充分利用法定作品類型定義中的彈性空間。例如在北京中科水景科技有限公司訴北京中科恒業中自技術有限公司和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湖濱管理處侵害著作權糾紛案[2]中,一審法院認為《著作權法》規定的具體作品類型中,并無音樂噴泉作品或音樂噴泉編曲作品這種作品類別,但仍以噴泉在特定音樂配合而形成的噴射表演效果、具有美感的獨特視覺效果確實具有獨創性為由,將中科水景公司所主張的噴射表演效果作為作品納入著作權的保護范圍。二審法院首先確認噴射表演效果符合《著作權實施條例》第二條規定的作品的一般構成要件,屬于《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的范疇,并采用擴張解釋的方法,認為音樂噴泉噴射效果的呈現具有屬于美術作品的解釋余地。該案的意義在于一、二審均認可只要“符合著作權法關于作品的定義”就應將新的表達形式納入《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的范疇,并肯定了對于新作品的保護應當盡量利用已有作品類型的立法彈性,沒有輕易的以“不符合著作權法已有類型”為由駁回原告訴請,或要求著作權人首先明確作品類型。

 

綜上,在案件審理中要求著作權人明確《王十朋全集》的作品類型雖然有助于確定案件審理方向和比對重點,但確定著作權人請求權類型和作品類型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本案原告是以作品署名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作品復制權、作品發行權受到侵害而起訴,《王十朋全集》是否可以認定為作品,從而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才是原告據以提起訴訟的前提。即使權利人對作品類型的主張錯誤,也不應對作品受到保護造成影響,法院如認為權利人主張的作品類型錯誤,可予以釋明,而不是將確定作品類型作為審理的前提和權利基礎,并以此為由駁回訴請。

 

二、古籍整理成果的獨創性判斷

 

古籍整理是整理者通過注釋、修改、審定、校勘等方式對古籍進行加工整理,并形成便于現代人學習、欣賞或研究的作品,它包含了古籍點校的內容[3]。《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本案中,《王十朋全集》是否具有獨創性是案件審理的關鍵。

 

1.《王十朋全集》的作品類型可認定為文字作品

 

《王十朋全集》既包含了對原有作品、佚詩佚文的選擇、增減和編排,也包含了在考據和校勘基礎上進行的酌校異同、添加注釋和標點分隔,還包含重刊說明等原創作品,故從整體上看,將《王十朋全集》簡單歸類于匯編作品或演繹作品并不恰當。筆者認為,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的作品,包括下列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即以創作形式作為區分作品類型的依據,并沒有對作品內容屬于獨創或是已有作品進行限定。[4]在操作層面上,即使對《王十朋全集》的作品性存疑,爭議的實質也還是在于作品性的判斷,而非作品類型法定,二審法院充分利用了法定作品類型定義的彈性空間,將《王十朋全集》作為文字作品,并在此基礎上對獨創性進行判斷應予肯定。

 

2.古籍整理成果的獨創性判斷

 

需要承認的是,司法實踐中對于古籍整理,尤其是古籍點校的獨創性判斷上存在兩難,一方面由于我國古代文獻資料極為豐富,需要鼓勵更多具備較高的文史知識,豐富古籍整理和考據經驗的勞動者投入到古籍作品的保護、傳播事業中,這就要求尊重整理者的勞動成果,以適當方式表明勞動者身份;另一方面出于有限表達的考慮和古籍整理保護方式[5]不明確的考慮,認為當點校成果“與古籍愿意一致時,則點校者僅僅揭示了客觀事實”,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對古籍的發現;點校者點校成果“與古籍愿意不一致,或與其他點校者的點校成果不一致”時,因為點校者必須“忠于自己所理解的古籍愿意,這種情況下就不會產生新的表達,不具有著作權法上的獨創性”。但即使是主張“復原古籍或者屬于事實,或者是點校者有限的表達形式,從而不受版權保護[6]”的王遷教授也強調,“還原古籍原意的作者意圖并不是判斷作品獨創性的標準,也不是使其成為事實(古籍)的理由。正確的方法應該從獨創性判斷的傳統標準出發” [7]。

 

筆者認為,在現有法律對于古籍保護方式尚未明確的情況下,不應對古籍整理成果的獨創性判定施以過高要求,如果古籍點校、整理的整體成果與古籍本身之間存在顯著改變,即使作者力求忠實歷史原貌,也不能就此徑直否認作品整體成果的獨創性,而應從古籍點校、整理后的成果是否體現了作者的特有選擇與安排,達到獨創性標準等方面進行評述。比對結果與古籍整理的獨創性高低(顯著改變的程度)相聯系,獨創性程度越高,對被訴侵權作品相似性的要求相對越低,反之則越高。


注釋


[1] 蔡卓森:《論匯編作品及其保護》,載《溫州法學》2018年第2期第33頁。


[2] 詳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7)京73民終1404號判決書


[3] 參見張今:《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權問題》,《出版參考》2012年第21期。


[4] 筆者無意對匯編作品和演繹作品是否獨立于著作權法第三條的作品類型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但匯編或演繹作品均為不同文字組合而成,創作形式上認定為文字作品應無問題。1972年美國版權法第102條亦表述該條款所列舉的版權客體,包括匯編作品和演繹作品,并非獨立的作品類型。


[5] 德國版權法對于不具獨創性的文本以科學版本的名義提供鄰接權保護,但我國尚未有類似規定


[6] 參見王遷:《古文點校著作權問題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袁博:《古文點校智力成果可版權性的證偽》,《廣西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


[7]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0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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