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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權利限制問題研究

日期:2016-03-15 來源:中國法院網 作者:劉正舉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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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劉正舉 蚌埠龍子湖法院)

  【論文提要】

  我國知識產權的濫用問題也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中外企業合作的機會加多而越來越突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進行雙重整合;在鼓勵自主創新研發的同時,應建立規范嚴格的知識產權交易制度;盡管知識產權制度是以保護權利人的利益為核心的,但絕對地強調權利人的個人利益極易導致權利人的權利濫用,妨礙社會公眾獲得智力成果,延緩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因此,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確認和保護權利人專有權的同時,又規定了針對這種專有權的各種限制,以滿足使用者對智力成果的需要。正如“版權的真正功能不僅僅是保護作品免受非法利用,還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用” ,一樣,知識產權制度應做到既維護權利人的利益,激發其智力創造的熱情;又對該權利加以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保護社會公眾的利益,實現個人與社會公眾間利益的平衡。

  【關鍵詞】 知識產權  限制濫用  研究 


  知識產權是指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單位對其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活動中的標志、信譽依法所享有的權利。 知識產權的本質是私權, 它是一種特定主體所依法享有的財產權,但由于其客體是人的智力所創造的精神產品,從而使知識產權成為一種特殊的無形財產。法律之所以保護知識產權,其目的在于鼓勵人們從事發明創造,并公開發明創造的成果,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知識傳播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知識產權對知識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制度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知識經濟的進程。

  但知識產權并不是絕對的、毫無約束的。人們常常會提起“雙刃劍”,是說一個事物往往具有兩面性。知識產權也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即既要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創新精神,保護權利人的合法利益,避免挫傷其積極性,又要防止知識產權的權利濫用,防止因知識產權權利的濫用而導致阻礙創新,以及壟斷者借知識產權保護侵害消費者和其他競爭者的合法利益。

  一、濫用知識產權限制競爭法律問題研究

  我國自從人世以來知識產權的濫用問題也隨著國際經濟體化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中外企業合作的機會加多而越來越突出,接連發生幾起關于知識產權方面的案件。2002年,6家國外企業組成的DVD6C 聯盟向中國幾十家DVD生產企業索賠高額專利費。隨后溫州打火機案,思科訴華為案、吉利豐田知識產權案,汽車、彩電、數碼相機等產業因知識產權而起的貿易糾紛,讓中國眾多企業和行業蒙受重大損失。而由于我國并沒有相關的反壟斷法進行約束,使我國的企業和行業面臨無奈的境地。這種無法可依的局面導致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將為外國企業封殺我國企業技術開發、研制、生產提供時機和條件,致使我國企業技術發展困難重重,不利于國家科學技術的提高和產業的發展,進而也相應地影響到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中華民族的振興。

  (一)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依據

  “權利濫用”系源自英美法中平衡法的觀念,是指超出權利的、社會的、經濟的目的或社會所不容許的界限之權利行使。當權利人以不公平、不適當的方式行使其權利(其實質是擴張其所享有的權利)時,即構成“權利濫用”。在涉及專利權等訴訟中被告常提出的抗辯就是權利濫用原則。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是知識產權法體系內部一項十分重要的平衡機制,它不一定要符合反壟斷法的規定。為防止權利的濫用,任何權利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知識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因此知識產權的濫用也就是民事權利濫用的一種情形。知識產權濫用,是相對于知識產權的正當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在行使其權利時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范圍或正當的界限,導致對該權利的不正當利用,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

  其實知識產權權利濫用的違法性是有法律依據的,并非無據可查,民法上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即“誠實信用原則”。知識產權原本是一種合法的壟斷,但其權利應用是有“度”的,在一定范圍內應用是可以保護權利人的知識創新積極性的,是有利于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當然,若超過這個“度”則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其行為便可能蛻變為“權利濫用”,或者侵人他人的權利領域。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目標是:“保護和實施知識產權應當有助于技術創新、技術轉讓和擴散,增進社會福利,維護技術知識的創造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實現權利和義務的平衡。”TRIPs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了如下原則:“為了防止權利所有人濫用知識產權,或者采用不合理地限制貿易或對技術的國際轉讓有不利影響的做法,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但以這些措施符合本協議的規定為限。

  (二)知識產權濫用的表現及分析

  隨著我國加入WTO,外國企業加快對我國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并憑借知識產權方面的優勢,搶占科技制高點,以求限制我國企業的技術開發,從而保證其在華的壟斷地位和壟斷利潤。其主要表現在外國企業在我國申請的大量相關專利,以期對我國企業形成技術壁壘。我國企業主要是在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上申請的專利較多,外國企業一般集中在光學、無線電傳播、移動通信、電視系統、傳輸設備、遺傳工程、計算機、西藥等高新技術領域。

  外國企業通過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方式,強化新的貿易壁壘。在新的國際經濟的背景下,它主要針對與貿易有關的妨礙競爭并構成不良影響的濫用專利技術的非正當限制。在溫州打火機案中,歐盟企業就以我國企業“未獲打火機保險鎖許可”為名限制我國溫州打火機在歐洲市場上的銷售,迫使我國企業購買防止兒童開啟的安全裝置,這一做法勢必導致我國企業付出更高的商業成本,從而喪失價格上的競爭優勢,影響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種專門針對我國產品的目的性合不合理性及其明顯,并有違WTO的公平貿易原則, 是知識產權濫用的典型表現。

  再者,外國企業憑借其技術壟斷地位,限制消費者或零售商的選擇權,迫使他們不得不購買其捆綁商品,濫用其市場地位實施不正當的競爭,侵犯消費者利益。“微軟壟斷案”可謂舉世矚目,由于搭售條款的約定,會使被授權人喪失選擇的機會,其搭售行為不僅損害了經銷商的利益,同時更加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謝爾曼法》第2條禁止的不是壟斷本身,而是壟斷行為。“微軟案”判決指出:“微軟依法獲得的這種壟斷地位本身并不違法,構成違法的是它對這種地位的濫用。”還有愛爾蘭《麥格爾電視指南》訴訟案。構成了《歐共體條約》條約第86條所禁止的“在市場中濫用壟斷地位來限制競爭”。

  二、各國關于控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措施

  為防止知識產權的濫用,一些國家和地區采取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控制措施。其中,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于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歐共體委員會于1996年頒布的《技術轉讓規章》、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1999年重新頒布的《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協議中的反壟斷法指導方針》等頗具代表性,反映了國際上的最新發展趨勢。

  (一)美國關于知識產權濫用的控制措施

  美國在關于知識產權的濫用問題上采取了很多措施進行預防和控制。例如,制定包括反托拉斯法,1988年《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各國法律中定義的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行為主要包括:限制性許可,限制被許可人的創新活動,限制橫向競爭,限制被許可人的經營范圍和競爭,限制使用過期專利,限制許可專利的使用等。美國司法部在處理微軟壟斷案時便是限制技術許可中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在限制惡意閑置專利方面,美國采取利用反壟斷法處置惡意閑置的手段。在美國,若收購他人或企業的專利技術或商標,然后使之閑置并不加以應用,則可能會違反反壟斷法。

  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的處理上也都有明確的禁止惡意閑置的規定,不少國家還設有強制許可的規定。如非洲國家對艾滋病藥物實施強制許可。TRIPs協議也允許各成員方政府在兩種情況下實行強制許可:首先,在國家處于緊急狀況下實施強制許可;其次,如果有用戶向專利所有者提出使用專利的申請,并愿意支付合理的報酬,卻長期得不到許可。這樣做可以使中小型企業利用閑置的專利技術進行生產,同時也促進了科技進步與競爭。

  1995年4月6日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集中反映了美國反托拉斯法在這一領域的豐富經驗和最新發展動向。該《指南》就知識產權許可行為可能引起的反托拉斯法問題,系統地說明了其在執法中將采取的一般態度、分析方法和法律適用原則。《指南》包含的三個一般原則:第一,在確認是否觸犯反托拉斯法時,反托拉斯部門將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同樣對待;第二,反托拉斯部門并不假定知識產權產生反托拉斯意義上的市場支配力,即知識產權作為壟斷權本身并不能導致其權利所有人具有市場支配力的結論;第三,反托拉斯部門承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讓企業將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因而一般是有利于競爭的。

  (二)歐盟關于知識產權濫用的控制措施

  歐盟競爭法發展確立了關于運用知識產權的三大基本原則:知識產權的所有權中“存在權”與“使用權”相區別的原則;權利耗盡原則;同源原則。對于第一個原則,歐洲法院在判例中指出,條約第36條所保護的只是知識產權所有權的“存在”,而對所有權的“使用”,則應受到條約有關禁止性規范的約束。在此基礎上,《歐共體條約》中的競爭規則可以被用作防止知識產權人取得擁有相似技術的競爭對手公司、運用掠奪性的折扣和價格策略以及產品捆綁的基礎。

  歐共體在這方面的現行法律是1996年1月31日發布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24-96號條例》。該條例于1996年4月1日生效,該規章規定集體豁免適用的條件和基本范圍,凡符合規定條件并在豁免范圍內的技術許可協議,不受《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1項的禁止。根據這個條例,可以得到豁免的限制競爭主要有:(1)排他性約束,即技術轉讓協議可以規定許可人不得在合同地域使用被轉讓的技術,或者不得允許第三人使用這種技術。(2)地域限制,如被許可人不得在許可人的地域內使用被轉讓的技術;被許可人不得在其他被許可人的合同地域內生產協議產品或者使用協議工序等。(3)商品標識限制,即協議可以規定被許可人在協議有效期內必須使用經許可人確定的商標或者裝潢,但是被許可人有權作出自己是產品生產者的標識。(4)生產數量限制,即協議可以規定,被許可人生產的協議產品僅限于為其自己的產品而必要的數量,或者被許可人只能將協議產品作為自己產品的零配件或者作為自己產品的關聯產品進行銷售。這種豁免的前提條件是被許可人可以自己決定協議產品的生產數量。

  同時該規章包含“白色清單”、“黑色清單”和“灰色清單”三個范圍。“白色清單”包括不影響競爭、不妨礙獲得豁免的許可合同條件;“黑色清單”包括限制性條款的許可合同,皆不予豁免,而且不適合同無效的可分性規則,以防當事人規避法律;而“灰色清單”和通知異議程序條款,規定既不在基本豁免和白色清單之內,又不在黑色清單之內的限制性許可合同條件,尤其是本條列舉的合同條款,其當事人可將許可合同事項通知歐共體委員會,如后者在4個月以內未提出異議的,即視為已獲得豁免。

  除此以外,歐共體還有其他關于知識產權方面的規定,如“同源原則”,即若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位于不同成員國的企業合法地持有商標專有權,而且這些商標均來自同一淵源,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得利用其商標專有權阻止另一家企業的產品進入本國市場。這方面的一個重要的判決是1994年的ldeal-Standard商標案。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在歐共體,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對共同體市場競爭的保護相比,前者處于次要的地位。這一點可以通過《麥格爾電視指南》訴訟案的判決證實。

  (三)日本關于知識產權濫用的控制措施

  1968年5月24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發布了《國際許可協議的反壟斷指導方針》。1989年2月15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頒布了《關于管制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協議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導方針》,同年4月6日實施。該指導方針提出了公正交易委員會分析許可協議時的適用標準。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又頒布了《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協議中的反壟斷法指導方針》,同時,1989年2月15日頒布的《關于管制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協議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導方針》被廢止。

  從日本先后制定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看,日本在協調知識產權權利與壟斷方面有明確的態度與處理方法。在日本,知識產權是不在禁止壟斷法的適用范圍的,是個例外。但這種例外也不是無限的。根據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的正式解釋,權利人行使權利若超出了正當的范圍,濫用了權利,不正當地限制了市場競爭,就仍然要受到禁止壟斷法的約束。

  同時日本法也受西方國家的影響,例如,《關于管制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協議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導方針》便借鑒了美國和歐盟的一些做法。在惡意閑置問題的處理上,日本政府出于公共目標,促進一些權利人沒用的閑置專利的轉讓和實施,同時也為了支持中小企業技術進步,曾要求國內一些大公司向小企業無償轉讓閑置專利。

  因此,綜觀各國的專利立法及有關國際公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創設的目的有二:一是要鼓勵創新,通過賦予智力創造者一定的專有性權利,使其得到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補償,以此來調動人們的創造積極性,使得更多的創新成果產生;二是促進新技術、新知識的傳播和利用,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造福于人類。 

  三、濫用知識產權法律規制問題研究

  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世界范圍內的貿易,也因此在這個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我國的知識產權濫用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然而目前在我國,反壟斷體系還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這與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立的歷史較短有一定的關系。知識產權的權利既要保護又要進行必要的限制,但由于我國建立制度時間不長,往往還只是重點放在保護上面,而相對忽視了限制這方面。在思科訴華為案件中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我們在這些方面的不足。

  (一)我國目前現狀及存在問題分析

  2003年1月24日,美國思科系統有限公司宣布對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就華為非法侵犯思科知識產權在美國提起法律訴訟。思科公司憑借其知識產權,即一種軟件源代碼,長期限制其競爭對手進入網絡,損害消費者選擇商品的權利,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這樣的壟斷權從理論上是不應該得到法律保護的。再比如,6C指控我國DVD廠家專利侵權事件,國內企業引進技術和生產線生產時,國外企業并不提出相關知識產權方面的要求,等我們的企業把市場培育成熟了之后,國外企業才提出這方面的要求,如此一來,我們的企業便白花力氣為他人做了嫁衣,吃了虧又說不出來。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專利、商標申請的數量上,跟發達國家比還都處于較弱的地位。但我國的經濟不斷發展,貿易往來的不斷增加,我國公民知識產權意識的不斷提高,我想用不了多久我們也會趕上并超過發達國家的,而隨之帶來的法律問題也會呈現上升趨勢。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我國經營者的利益,同時也是能盡快地與世界發展接軌,我國的反壟斷法也應該更快地出臺。

  若把眼光收回到國內,那么近期發生的一系列專利侵權訴訟案也同樣說明,我國的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在國內也凸現出來了。同行之間競相申請專利技術,甚至把一些不完全是自己開發發明的技術或公知技術申請為專利,以此排擠對方。這樣做不僅會擾亂行業秩序,甚至會影響我國行業的整體競爭力。在貿易自由化的今天,我國企業為了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常常會引進一些先進的專利技術,但在這個法治的時代,我們一定要學會保護自己,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需要,我們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法制來規范這個市場。由于我國的知識產權法歷史還不長,所以我們有必要借鑒一些國外在這方面的先進的經驗,但同時我們也切忌照搬照用,還是要分析我國的現狀,找出不足之處,根據國情來制定適合我們自己的法律。

  入世以來,我國積極地與TRIPs協議接軌,中國加入和批準的國際知識產權條約和公約有《巴黎公約》、《馬德里協定》、 (華盛頓條約)、《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條約》和《日內瓦公約》等。修改了國內相關的知識產權法。《專利法》2000年8月作第二次修訂,于2001年7月1日生效;2001年3月,國務院通過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該條例于2001年10月1日起實施;《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的修正案分別于2001年10月27日和2001年12月1日實行;修正后的《計算機軟件條例》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對于《合同法》第329條所稱的“非法壟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2月23日出臺的技術合同司法解釋予以明確為6種情形。盡管如此,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還是存在著缺陷和問題,我國對優勢項目的保護不夠完善,例如我國的民間藝術、歷史悠久的中醫等,網絡作品的著作權、歸屬權,以及電子商務的相關規范等問題,國外已有不少國家進行了立法,我國目前立法滯后。

  (二)對我國知識產權濫用問題的思考與對策研究

  (1)鼓勵自主創新

  隨著美國、日本在一些傳統制造領域的優勢漸失,知識產權爭端已成為他們收復市場的一種主要非貿易手段。尤其是,中國企業日益認識到自主創新研發的重要性,并結合制造成本優勢獲得了極大的市場競爭力,這一切都讓跨國公司們不安。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一方面需要嚴格的保護以鼓勵創新,另一方面又不能保護過度和濫用,導致知識的傳播和應用受到阻礙。因此政府應當制定并有效實施自主知識產權策略,建立知識產權預警和應急機制,營造良好市場環境,重視企業技術創新及核心競爭力的培養。自主知識產權策略的實施,可以解決國際貿易中的全局性、制度性和政策性問題,為企業等微觀組織的國際貿易創造良好的制度和市場環境,提供相應的服務。要平衡和處理好保護知識產權與維護競爭之間的沖突,做到既充分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發揮其鼓勵創新和激勵競爭的作用。又切實防范合法壟斷權被不正當地利用和濫用,使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自由公平競爭秩序不致受到破壞;既充分保護市場競爭,又能實事求是地照顧到合理的暫時限制競爭的商業需要,合理平衡知識產權交易的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以促進中國的科技文化創新和經濟競爭并行不悖地發展。企業應當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制定和實施企業自己的知識產權戰略。應當具有較強的知識產權意識,不但自己要重視知識產權,申請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還要注意不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而且還應當具有競爭意識,利用各種機會和條件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以獲得和跨國企業相對抗的先進技術。我國企業必須要學會使用國外法律制度控告競爭對手,還要積極申請、購買殺手锏專利,以加入國際專利池,或者牽制其收費訴求。同時企業應當設立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機構,提高應對知識產權訴訟的能力。為了抵制個別企業的知識產權濫用,我國企業應積極部署防御性專利,同時也要積極準備法律證據,企業應就應訴成本、不應訴帶來的實際損失和潛在損失,對是否應訴進行利弊分析。

  (2)制定系統完整法律體系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必然使我國的企業被更多地推向市場,它們可能會遇到對在國內市場上其他企業的壟斷行為束手無策,而它們在國外市場上的行為卻處處受到嚴格的反壟斷法控制的問題。無論出于維護國內的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還是為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維護我國的利益,我們都要建立起對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控制法律制度。雖然《反壟斷法》已經于2008年8月1日施行,但從我國現行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反壟斷性質的法律規范來看,雖然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規定,但極為零散、粗糙、不完整、不明確,范圍也極其有限。

  中國法學界主流的法律移植論事實上在創造一種有利于“與國際接軌”的法律意識形態,從而推動了立法中進行大規模法律移植。但是,我們的一些立法超出了現實條件的許可,造成了對國家利益和國民待遇聲望的損害。這種法律移植的陷阱尤其體現在知識產權立法當中。中國知識產權的立法起初就處在與國際接軌的影響下。從《專利法》、《商標法》的制定和先后多次修改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法標準不斷提高,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用了不到20年時間,就全面移植了西方的知識產權立法,走完了西方幾百年走過的路程,全面實現了與國際接軌,由此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從而領到加人世界貿易組織一張通行證。為了將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立法從一種“書本上的法律”變為“現實中的法律”。中國在司法過程中形成了“嚴格遵守國際協議”的司法政策。在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中堅持“國際化高于國內法原則”,對國際協議作出嚴格的解釋。 我國在知識產權反壟斷方面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但這部法律在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問題上并沒有明確的規定與制裁措施的條款,只是對商業性標記、商業秘密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作出了規范,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在這兩方面的規定并不是對知識產權濫用的限制,相反倒是對知識產權人權利的兜底保護。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等法律在這方面也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規定,這就使操作的難度加大了。制定統一適用的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法規,同時協調好權利人與社會公眾利益的關系已成為我國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當務之急,而已經實施的《反壟斷法》還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只是原則性的規定,配套法規還有待完善。

  我國關于知識產權反壟斷法的制定應該在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基礎上,借鑒美國、日本和歐洲一世國家的經驗,制定專門性的反壟斷法典,或在專利法中增加可操作的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條款。以限制惡意閑置、搭售行為及惡意訴訟。一方面,要加大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品標識權、商業秘密和商業信譽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力度。另一方面,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限制利用知識產權進行價格共謀、非法排擠競爭對手、強行搭售等非法壟斷行為。

  (3)建立訴前證據保全制度

  在法律的制定上,建立有效的、可操作性強的訴前證據保全制度、全面的禁令制度,還可以借鑒歐盟的“白色清單”、“黑色清單”、“灰色清單”三個范圍,以此清楚明確地規定范圍,這樣便加強了可操作性。在結合《反不正當競爭法》,避免權力出現真空。在此基礎上,再建立一支專門且相對獨立的執法隊伍,保證執法的公平和公正性,統一執法解釋和監督。美國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和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的公平交易委員會都是反壟斷法的專門機關, 沒置獨立的執法機構可以更充分地對壟斷行為加以規制,提高執法效益。

  (4)強化強制許可制度

  強制許可制度,是專利法規定的對專利權人獨占實施權的限制之一,是國家專利主管機關根據具體情況,不經專利權人許可授權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實施專利的法律制度。具體又可分為 1.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即《專利法》第48條規定:“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以合理的條件請求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專利,而未在合理長的時間內獲得這種許可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該單位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2.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即《專利法》第49條規定“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況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實施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3.交叉強制許可即一項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比此前已經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大技術進步,其實施又有賴于第一專利實施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第二專利人的請求,可以給予實施第一專利的強制許可。在給予第二專利人實施第一專利的強制許可的情況下,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第一專利人的請求,可以給予實施第二專利的強制許可。

  還有不視為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是指專利法規定的幾種行為實質上是侵犯專利權的,但從某種角度考慮法律免除了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具體包括1.專利權的窮竭即專利產品經專利權人授權被首次銷售后,專利權人即喪失對該專利產品進行再銷售、使用的支配權和控制權。2.先用權人的實施即《專利法》第63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在專利申請日以前已經制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經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準備,并且僅在原有范圍內繼續制造、使用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3.為科學或實驗目的的使用即《專利法》第63條規定:“為生產經營的目的使用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制造并售出的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能證明其產品來源合法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我國在這方面的認識還非常有限,并沒有在實際中應用這些法條。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TRIPs協議對中國的深入,因專利保護加強而可能帶來的權利濫用、公眾利益受侵害問題就可能增加。因此,加強強制許可制度的應用,將有利于控制濫用問題的泛濫。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的濫用問題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限制知識產權的濫用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所關注的法律問題。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經濟發展十分迅猛的國家,也許我們現在還和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為了更好更快更加健康地發展,我們應該向世界看齊,制定出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來,以此來規范我們的市場。無論對外貿易還是國內企業的市場交易,一部完整系統的反壟斷法將是規范市場的有力保證。有法可依是保護我國權利人合法權利的保障,面對知識產權這把“雙刃劍”,我們很好地限制其權利的濫用,也是更好地保護其權利的正當行使,規范市場還是要靠我們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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